“小人物”推动进步的代价能否小一点

编者按：今天，中国又一位“小人物”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哀悼，他很平凡，平凡到经常转发抽奖微博希望能被运气砸中，平凡到只是因为提醒好友注意防范就被要求“明白”，但或许，这一切悲痛故事的背后，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如果不解决，那么在中国，进步将永远需要代价。

问：“如果有人能回到一个月前的武汉，疫情是否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？”

答：“不会的，那个人只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”

下文整理自中国法学网，作者莫纪宏。原文链接：http://www.iolaw.org.cn/showNews.aspx?id=19999&from=timeline

中国立法者本周审议了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，期望通过完善立法以减少错判"冤案"以及看守所刑讯逼供等虐待行为的发生。国家赔偿法生效14年来，一系列舆论热点事件伴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。在中国，一批里程碑式的"小人物"案例影响和促进了一系列法律条令的修改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，这些标志性事件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。

无论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，还是2005年的佘祥林、聂树彬案，抑或年初云南晋宁看守所的"躲猫猫"事件，还有前不久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"开胸验肺"，乃至最近上海曝出的"钓鱼式执法"，牵涉对象无一不是社会普通人物。这些"小人物"的命运最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，并促进了相关法治建设，这无疑是有益的一面。不过，如果将目光射向这些"小人物"付出的那些昂贵代价，难免让人顿感悲壮。

"小人物"个案之所以备受关注，根本一点在于舆论的高度介入。舆论介入本来就存在"与众不同"的新闻可读性准入门槛，即所报道事件必须具备能够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性。回顾这些"小人物"个案，其"新闻性"往往在于事件本身过于沉重：或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，或者以自残等极端的方式求证自身清白。

有必要指出的是，就是这些"小人物"个案，虽然他们受到舆论高度关注，却往往并非遭遇此类事情的第一人，只不过，以前的那些"小人物"要么忍气吞声，要么想法设法打通关节，脱离了难关。只不过这些受舆论高度关注的"小人物"个案，抵达了法律边界极限，公众这才更加看清法律的严重缺漏，乃至执法者不作为滥作为导致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。

"小人物"个案能够助推社会进步，似乎是"将坏事变好事"。但这不能不让引人深思：我们社会法治建设的进步，难道就不能避免这种昂贵的生命或健康代价？一直以来，无论是庞大的法学研究队伍，还是现有制度架构，对于法治建设一贯表白是高度重视，但为什么不能在这些"小人物"个案发生之前便防微杜渐？为什么对那些司空见惯侵犯"小人物"私域权益的案例未能尽早介入，而是让媒体抢在了前面呢？

就眼下来看，在法治建设方面，我们不缺专家学者，也不缺机构机制，更不缺资金资源，可为什么事关"小人物"生存环境的法治建设步履如此沉重，这里面到底是因为我们对"小人物"生存环境缺乏了解和重视，还是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一套更低诱发成本的科学机制呢？积极反思"小人物"个案背后的问题，远比大谈"将坏事变好事"更有意义。

根据最新消息，国家监察委员会将派出调查组前往武汉进行调查，我们希望能还李文亮医生一个说法。祈福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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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责编 ✎泽宇

本期编辑 ✎Aone